成都杜甫草堂，是我国唐代大诗人杜甫流寓成都时的居所。公元759年冬天，杜甫为避安史之乱，携家由陇右(今甘肃省南部)入蜀。靠亲友的帮助，在成都西郊风景如画的浣花溪畔修建茅屋居住。第二年春天，茅屋落成，称“成都草堂”。

　　在这里，诗人先后居住了将近四年，所作诗歌流传到现在的有240多首。由于成都远离战乱的中原，而草堂又地处郊野，因此诗人的生活比较安定，心绪也较为宁静，这就使他在草堂的诗歌创作大都具有田园风味，如《堂成》、《江村》、《春夜喜雨》等篇章都是如此。然而杜甫毕竟是一位有远大政治抱负的诗人，对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的关心与忧虑，使他始终不能忘怀现实。因此，忧国忧民的诗歌作品，仍然是他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一时期写成的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、《恨别》、《病桔》、《枯棕》等著名诗篇，都是感人至深的现实主义不朽之作。正因为杜甫在成都的诗歌创作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财富，所以，后世把杜甫草堂誉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圣地。

　　在草堂的正门，可看见一条波光粼粼的河流环绕流淌，这就是杜甫诗中多次提到的浣花溪。说到“浣花溪”这个充满诗意的名字的由来，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呢。相传唐时溪边住着一位姓任的姑娘，貌美而心善。一天，她正在溪畔洗衣，走来一位浑身疮疥的和尚，行人都躲得远远的，惟有这位任姑娘不避让。于是和尚脱下沾满脓血的袈裟求她浣洗，任姑娘欣然接受。哪知袈裟一入水，霎时满溪泛起莲花朵朵，再看那和尚，却早已不知去向。人们十分惊异，就把这条河命名为浣花溪了。其实，浣花溪的得名与任氏无关。据载，这是因为当时沿溪居住者多以造纸为业，他们取溪水来制十色彩笺，“其色如花”，溪因此而得名。

　　正门前是一堵粉壁青瓦、体量适中的照壁。在莹莹绿水的映带下，庄严之气油然而生。照壁是依寺观、祠庙的形制所建，它在草堂建筑与原野之间，形成一道屏障，以免庭院景色被一览无遗，增加了景观的纵深感和含蓄感。门两侧有八字粉墙，与照壁相呼应，园内高楠修竹那关不住的绿荫，从墙头流溢出来，幽意顿生。这一切，不仅使得正门区域显现出简洁素朴的风格，而且也决定了整个草堂建筑是兼具纪念祠宇、官署以及民居三者风格特点的结合体。

　　正门匾额“草堂”二字，是清代康熙皇帝的第十七子、雍正皇帝的弟弟果亲王所书。“万里桥西宅，百花潭北庄”这副对联，是杜甫《怀锦水居止》诗中的句子，它点明了草堂的地理方位：“万里桥”就是现在的南门大桥，史载三国时蜀相诸葛亮送费讳出使东吴，在此设宴饯别，诸葛亮深感费讳此行路途遥远，联吴抗魏任务艰巨，故说道：“万里之行始于此。”桥因此而得名。

　　步入正门，碧水一泓，小桥一座。桥头，两株三、四人合抱的古老大树分立左右，枝繁叶茂，洒下一片浓荫，在其掩蔽之下，一座敞厅式的建筑依稀露出它的身影。这便是大廨。

　　大廨内还可以看到杜甫草堂全景图。杜甫于公元765年春天离开成都，顺长江向东飘泊。诗人离去不久，草堂便毁损颓败。五代时，诗人韦庄在成都做前蜀政权的宰相，他寻找到“柱砥犹存”的草堂遗址，便“重结茅屋”来表达对杜甫的怀念之情。北宋元丰年间(11世纪)，成都知府吕大防再次重修，并把杜甫像画在墙壁上，使草堂具有了纪念祠堂的性质。以后历代，草堂多次重修，其中最大的两次，是在明代弘治十三年(公元1500年)和清代嘉庆十六年(公元1811年)，基本上奠定了今日草堂的规模和布局。

　　经过一干多年的演变，杜甫当年“诛茅初一亩”的草堂故居，已成为今天供人们瞻仰、凭吊“诗圣”的纪念性建筑群，面积也扩展到240多亩(包括建国后扩建的梅苑与原草堂寺)。由于它既是诗人的故居旧址，又具有纪念祠堂的性质，因此整个园林与建筑便有机地融汇了这两者的特点：建筑风格古朴典雅，不作雕梁画栋的处理，也不很高大，而是接近于民居；建筑格局则以一条中轴线贯穿始终，主体建筑从正门、大廨、诗史堂、柴门到工部祠都在这条线上，两旁以对称的附属建筑相配，其间又有溪流萦回，小桥相连，竹树掩映，显得既庄重肃穆，又清幽雅洁。漫步其中，我们不仅可以瞻仰凭吊诗圣，表达心中的敬意，还可以返璞归真，发思古之幽情。所以说，草堂是纪念性建筑与园林景观相结合的成功典范。